■ 核心提示

在教育行政化和应试化的环境下，中国当今的教育形成了以“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三个传统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学校只能按照统一课程设置教学生，用标准答案以填鸭式教学完成教育目标，老师不可能也根本谈不上在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教师充当的都是喂鱼者的角色，而不是培养学生的钓鱼能力。学生只管吃鱼却不想自己钓，也不会钓，自然不能成为出色的捕鱼能手，自然也不能在教育中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兴趣进行创造性学习，锻炼创造能力，得到个性发展

本科学习教育专业、读研专攻高等教育学、毕业后从事教育研究，原以为轻轻松松的工作却挑战不断。麦可思教育研究院的罗惠文与同学聚会时常常感叹：“为什么学校没有告诉我们职场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

罗惠文的两位同事张景岫和张芳都是海归，他们留学时发现，在国内习以为常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必须摒弃。

三位年轻人的经历或许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缺少什么。

  故事一：“你有没有自己的脑子”

罗惠文的日常工作是将调研结果写成分析报告再进行发布。“上大学时我曾被同学们誉为论文高手，只看论文给成绩的课程成绩大多在95分以上，平时被教授们夸奖不断。”在她看来，半页纸的调研分析报告是“小菜一碟”。

最初工作的两三个月，领导对罗惠文写的调查报告虽然每次都要进行修改，但没有表现出不满意。“可是后来领导对我交上去的报告意见越来越多，主要是每期内容相似，遣词造句晦涩，没有情节且读不懂，重点不突出，图表太多。”刚开始罗惠文挺委屈，“以前给老师就是这么写的，现在怎么就不行了？”一次领导的一句话点醒了罗惠文，他说：“你有没有搞清楚你是写给谁看的？”

“以前我的论文一直是写给教授看，教授给我高分。但是现在我的调查报告既要发送给高等教育管理和研究者以及媒体，同时还要挂在合作网站上。我按课程论文格式写出的报告，用词就怕浅显显得没水平没深度，这样的报告能让读者快速从中找到关注点吗？”

从此，罗惠文开始学着针对不同读者群体的要求，用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语言，尽可能生动地表现研究结果，让读者尽快地找到文章要点。

“从小学到硕士毕业，所有老师都没有教过我要针对不同的读者使用不同的写法，也没有老师要求我要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用简单语言把事情说清楚。现在罗惠文才明白，“搞清楚为谁写，才是写作的最高境界。”

此后发生的一件事，又让罗惠文产生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一次我和统计分析师做了一项分析。我拿到他给的数据后，对其中几项虽然心有疑虑，但与对方求证后得到的答案是没问题，便坦然地加上解读交给了领导”。

结果可想而知，领导拿到报告后对数据产生了质疑，经检查发现是导入数据期间程序出现问题所致。领导责问罗惠文：“你拿到这样的数据就没有疑问吗？”罗惠文委屈地说：“有，但是他说没问题。”领导更加生气地问：“他说？你有没有自己的脑子？”听了这句话罗惠文顿时哑口无言。

17年的在校学习，让罗惠文习惯了接受专家或权威的答案，学习过程也仅致力于发现能取得高分的权威答案。“批判性思维只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不是思维方式。”

故事二：商场上绝没有“Yes，Sure”

在美国杜克大学商学院就读的经历，让张景岫终身难忘。

“第一学期以基础课为主，我由于有本科经济专业的底子，因此常在课上抢答问题，傲视群雄，沾沾自喜。但是常常有美国同学模仿我的口头禅‘Yes，Sure’（是的，当然），并引发一阵阵哄笑，让我有点苦恼。一次我忍不住问同学本恩，是我的口音不准确，所以大家嘲笑我么？本恩说不是。每当教授说出他的观点时，你就用Yes，Sure回应，从来不去质疑，更不去争论，所以大家拿你开玩笑。”

本恩的话令张景岫恍然大悟。“这正是在国内接受多年教育养成的习惯使然。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按标准答案考试就是学习的目的。我习惯性地去接受教科书上和老师的解答，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面对教授的观点只会不断点头称是。”

这件事让张景岫体会出杜克大学教育的不同。教授们经常对学生抛出“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是否能站得住脚？”“现行的国际会计准则哪些地方不合理？”等貌似“荒谬”的问题，并且所有案例分析都禁止学生提前查找答案，必须依靠自己找出解决方案，然后在课上陈述看法。教授只负责提问并引导争论方向，从不加以评价，更不会断然地宣布某个观点是“错误”的。

一次经济学教授分派了不同的题目，要求学生独立找出解答。“有一个题目是分析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一位同学得出的结论竟然和通常的认识截然相反：政府储蓄率高是根本原因。从论据到论证过程，教授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最后他对这个结论不但没有反对，反而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结论虽然令人震惊，但是充实的数据和符合逻辑的论证过程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有见地的观点’。”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张景岫学会了提出自己的观点，用批判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第一学年将尽的时候，张景岫和几名美国同学代表学校参加高校商业案例竞赛，主题是强生公司怎样提升在中国市场的药品占有率。“讨论中我们对中药的看法引起了争执。几名美国同学一致坚持认为中药是伪科学，因此不应涉足中药类药品业务。而我的观点则针锋相对：在中国，中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要打开中国市场，必须重视传统逐步验证中药的科学性，把中药作为药品发展的重要方向。经过激烈的争论，我最后说服了其他队员。最终，我们团队的方案在参赛的50所学校里获得了第二名。颁奖的时候，本恩冲过来恭喜我：‘谢谢你提出并坚持了不同的观点！这是我们获胜的关键。’”

回想在杜克大学的两年，学会独立思考是张景岫最大的收获。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教授说过的一句话：“一定要记住，在商场上绝没有‘Yes，Sure’的标准答案！”

 故事三：“Be Yourself”

张芳初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最不适应的是需要时刻表达自己的看法。

“第一学期有一门理论基础课程是政治哲学。教授说这门课会挑出一些代表性的政治哲学家，对他们的著作和思想进行研读与分析。我本科在北大修过这样的课程，那些著名政治哲学家的理论可都是条条框框地背过的，岂不知这门课后来让我结结实实地吃了很多苦头，也让我领悟到波士顿大学的学习形式和国内是多么地不同。”

波士顿大学文科的研究生课程基本都是以课堂讨论班的形式进行，第一节课教授便发给每个人一个长长的书单，在课程结束之后教授会布置下节课的预习作业，一般是一百多页以上的阅读量。一节课两个小时，教授先用半个小时提纲挈领地介绍一下，就把舞台交给学生，引导每个人简单概述自己阅读后的观点和看法，有没有发现作者的局限性，能不能比作者想得更加深入。

张芳用以前的习惯读完原著却毫无头绪，她拿出北大学习时的课程笔记，“里面字迹工整，密密麻麻条理清楚地记录了教授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韦伯的主要论点，一二三；历史背景，一二三；在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一二三……却对开拓思路毫无帮助。”那时张芳才惭愧地发现，她基本上没有读过这些原著，以前需要考试和拼凑论文的时候，便依靠教授的课堂笔记和概述总结著作。“因为这样的答案更标准、更成熟。”

“然而波士顿大学并不要求你总结出标准答案，而是强调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韦伯，看重你有没有更好的观点。”在这样的压力下，张芳必须带着挑刺及反问的心态去阅读。“就这样，我像脱了层皮一样才修完了这门课。”

一个学期下来张芳竟然没有记几页课堂笔记。“要知道在北大每学期结束，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整整齐齐的一沓笔记，可是效果呢？波士顿大学的课程好像让我重新认识了一遍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对他们的理解全部来自他们的原始著作以及自身知识的积累。”

这样的阅读和思考过程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的锻炼过程。张芳在波士顿大学发现：“主动思考和创新才使得学习有了价值、有了效率。”旅美学者薛涌在《批判北大》一书里曾引用过一句著名教育学家的话：“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Be Yourself）。”“波士顿大学就是教你如何在接受新知识的同时做自己。这样，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会胆怯和简单地人云亦云，而是自信、勇敢、活跃、独立，每一个你做出的选择和决定，都打着你自己的徽标。”

反思：改革教育体制是关键

在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讨论至今没有结束。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不仅培养不出大师，即使普通劳动者也培养得不合格。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是改革教育体制。”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曾培养出众多大师级人才，许多人至今仍是中国学术界的带头人。“关键是那个时代采取的是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推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熊丙奇分析，“而目前中国的教育质量问题主要是由高等教育行政化和基础教育应试化引起的。”

熊丙奇继续分析说，在教育行政化和应试化的环境下，中国当今的教育形成了以“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三个传统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学校只能按照统一课程设置教学生，用标准答案以填鸭式教学完成教育目标，老师不可能也根本谈不上在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教师充当的都是喂鱼者的角色，而不是培养学生的钓鱼能力。学生只管吃鱼却不想自己钓，也不会钓，自然不能成为出色的捕鱼能手，自然也不能在教育中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兴趣进行创造性学习，锻炼创造能力，得到个性发展。

“因此，教育体制不改革，将很难提高中国人才的培养质量。”熊丙奇说。

《科技日报》2011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