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核危机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科技危机，也是社会性的文化危机；应该提醒我国“核安全”及其伴随的“安全文化”问题，尽早地列入有关部门和社会文化建设的议事日程。 

早在1986年，IAEA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提交的《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后审评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就提出了“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的概念；5年后又发表专著《安全文化》。这在核工业界引起了广泛重视和认同，“安全文化”的社会建设和评审工作成为人类保障核安全，进而未雨绸缪实行“纵深防御”的重要措施与核心理念。

这里的“安全文化”，指的是存在于核工业界各单位与个人中的种种特性、态度及其产业化实践的总和；这种概念首先要求核电厂的安全问题必须保证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它强调的既是态度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既和工商单位有关，同时又和民众个体有关；尤其还必然地牵涉到处理所有核安全问题时，单位与民众应该具有的正确理解能力和必须保障的执行能力。

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为防止事故发生并限制事故的后果，核电站在设计上已经采取了许多“自以为是”的设备和措施。但其设计的前提是认为：所有的意外均在设计考虑中，成熟而理性的操作员按照规程正确操作，从而能够保障安全。但是，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的两次核事故，改变了这一观念。经过三里岛事故，人们认识到出现操作员误操作的可能性；而切尔诺贝利事故，则进一步说明紧急情况下，安全文化对于“核电”时代国际社会的公共安全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早在1979年，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凯莫尼报告就指出三里岛事故发生前的几分钟里，“100多个”警报突然响起，但是该电站没有哪种系统能把这些“重要信号”从其他“无关紧要”的信息里查找出来。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认为：“在一种快速变化的复杂的事故环境下，人和机器之间的互动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凯莫尼报告，美国核管理委员会，1979年）

一般认为，这次袭击日本的核危机导源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但核污染的“恐怖”中的确包含人为因素。“地震”、“海啸”等自然灾难释放出的“去人性”（dehumanized）因素显示，不能完全归咎于大自然，必须或者说应该联系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本身的失误。

现代科技发达，世界距离缩短，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突破自给自足的制约，率先创造了远离资源、原料、市场等天然条件较差国家经济繁荣的奇迹；于是亚洲“四小龙”效法“外向型经济”发展成功，继而中国改革开放，飞跃崛起；印度加速跟进。可是，都很少反思日本饥不择食地寻找能源、过分依赖高科技的工业化似乎走上了不归路，现在寻找转弯的方向都难以为继。

日本遭受“金木水火土”同时“发难”的规模空前的强震、海啸、水灾、火灾、核灾，导致房屋、车辆、船只以及基础设施的大毁坏，死亡逾万人、难民几十万，缺电、缺粮、缺（饮）水等等。但必须承认，基本没发生任何抢劫和社会骚动，尤其是全国人民不需政府号召而自动节约用电，开始显示出新的消费理念与生活模式的“思想价值”取向——尽管有点为时已晚。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类“安全文化”！不撞南墙不回头，联系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比如：在当今的现代化生活中，“空调”门窗紧闭，人们与大自然的四季变化相隔绝，在美国室内，许多场合下，人们夏天须穿毛衣，而冬天却穿汗衫与短裙。这种反常（本质是反自然规律的）现象，直接造成超量的电力浪费。核能发电当然是科技发展的进步与人类生活的福音，不应舍弃；可就是由于“电能源”的社会需求猛增，才使日本铤而走险，在地震频发的地带搞核电，遇上灾难就必然是“雪上加霜”。

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和有关人士怎样吸收历史的教训？“好的文化脑袋，核安全文化脑袋”表现在哪里？有什么具体举措和行动？这绝不能单靠个别人的“表态”和“许愿”。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三里岛事故在美国引起恐慌，还与其时刚刚放映过电影《中国综合症》有关。这部简方达主演的电影讲述一位女记者拍到某核电站控制室发生了名为“中国综合症”的故障，而核电站却在事故隐患没有排除的情况下继续发电——这几乎与三里岛事故完全类似：急救的堆芯冷却系统失灵了，燃料将继续被辐射热熔化，这些热量也会熔化包含燃料的容器，炙热的液态燃料将在钢容器的底部聚集；但核电厂并不停止运行。最“要命的”是电影设置场景显示：液态燃料仍在继续变热，高温熔穿了反应容器和容器建筑的混凝土基底并穿过地壳一直向下，“直到地球另一面的中国……”

然而，我们更应该设问：为什么把带病工作的核电运行定义为“中国综合症”？现实中的将来，会不会出现“中国综合症”里的情况？有什么依据？这的确需要中国决策者都有“好的文化脑袋，核安全文化脑袋”，来认真地想一想。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情报学系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4-18 A3 观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