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一个高级社会中，知识必将起着主宰或支配作用。

 

中国要创建适宜知识创新的文化—社会环境的历史使命极其艰巨。

 

文化是创新里的“基因”，有变异才有创新，我们必须倡导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才能塑造自由创新的环境。

 

■李喜先

 

中国为何需要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战略能够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吗？未来高级社会朝向何方才是合理的？这是人类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战略思考。中国要以创新的思维方式，重新思考下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史实判定，世界上落后国家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基于知识的发展战略。知识贫乏的国家，难于摆脱真正的贫穷；反之，若要追上发达国家，最佳的战略选择莫若确立起知识创新战略，使国民继续知识化。

 

知识创新战略的核心思想就在于：“以知识创新，导致知识富有。”即要使一个国家人均和国内知识总量 GDK（Gross Domestic Knowledge），包括数量和质量，进入世界前列，进而上升到高级智慧水平，成为知识型、智慧型国家。

 

在下一个高级社会中，知识必将起着主宰或支配作用。知识是智力资源，也是唯一稀缺的资源，比物质资源重要得多，它可代替多种形式的资源。土地、资本和传统意义的劳动力都是生产“成本”，而不是“生产要素”。在生产方式中，知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特别是，知识被用来进行系统的再创新，以致引起知识革命，使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知识创新也可以隐喻（metaphor）为知识进化，即不停地生成新知识。这要凭借理性思维的力量，因而必须有相应的思维方式创新。最后，要上升到精神文化创新。

 

知识始终是思维或理性的产物，因而应注意到理性思维是形成知识的源头活水。因此，知识创新就需要思维方式创新，培养和提高理性思维能力。

 

实质上，知识创新是极其复杂的精神性生产活动，因而必须坚持怀疑、批判精神，特别是自由精神。自由是人的本性，只有坚持自由创新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地甚至无限地实现知识创新。爱因斯坦非常强调自由创新精神。他认为，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是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知识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双翼。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自由创新精神受到了压抑，使得我们在近现代创造的知识量对世界的贡献甚少。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是引用西方近现代创造的知识成果。

 

因此，知识创新必须坚持自由精神，才能激发人的全能，造就永续的智慧源泉。思想创新、文化创新都要超越国界、超越权力和金钱枷锁；辨析传统文化，主要靠现代人；知识创新、思维方式创新，更要靠具有自由创新精神的现代人。

 

元知识水平和元知识创新能力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元知识是有关知识的知识，是高一层次的知识。

 

托夫勒强调：“知识的分配比武器和财富的分配更不平等。因此知识（尤其是有关知识的知识）的重新分配就更加重要。它能导致其他主要资源的再分配。”

 

波普尔也强调元理论、元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元问题处在更高的层次上，为要研究一个问题而形成的新问题，就生出深层的新意来，而在不同层次上，并不存在着共同的问题。

 

元知识创新就是指“关于知识的高一层次上的知识创新”。这一高层次的创新，在国家层次上如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总方针、总政策、国家大法、总战略思想、价值观念、精神文化等，从而更有巨大的新价值，且更为复杂。也就是说，元知识创新必须从总体上研究知识创新本身的一般理论，认识到知识创新的一般规律性，何以能形成最有效的各类知识创新，以及各类知识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正如揭示激光现象的原理一样，大量的分子何以协同行动，发出巨大的能量。我们就要研究众多知识创新何以能形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巨大创新能力。

 

知识的进化不断地递进，永无止境，而构想知识创新战略阶段目标，首先要确定指标体系：创建人均和知识总量（GDK）（数量和质量）的指标体系；达到“初级知识化”的目标或某种单一目标，如“知识竞争力”等，其时间尺度一般都要以10~20年计；而国民“继续知识化”、高度知识化的长远目标，短则半个世纪，长则一个世纪，乃至需要更为久远的时间。

 

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能满足于指标GDP,而要追求更难达到的、更高的精神财富指标GDK。要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现代人社会化，必须要实现知识现代化；要真正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提高知识水平。真正的投资要体现在国民的知识增长和更新上，没有知识，无论机器有多么先进，多么复杂，也不会具有生产能力。而且，富有知识是提高精神文化的基础，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

 

自然环境控制着万物生长。同样地，文化—社会环境决定着知识发育、生长和创新。因此，知识创新首要的战略举措莫如营造“创新基因”富集的文化—社会环境。可以说，真正营造这种环境的典范首推犹太民族，他们是举世闻名的最具知识创新的人：1901~2006年，诺贝尔奖中犹太人有110人，占总奖数的17%，而全球犹太人仅1600万，占全球人口总数的0.3%。

 

西欧文艺复兴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文化创新，它引起了整个欧洲的繁荣，以至遍及北美洲和澳洲。在美国，1790年统计，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仅仅392万，但他们表现出反封建专制思想束缚的自由精神、民主思想、艰苦创业精神，从而创造出美利坚民族崭新的精神文化，仅在200多年里，就迅速地崛起，而创新所形成的知识总量（GDK）也是世界第一。仅以诺奖判定，可见一斑： 1901~2007年，全球诺奖521个，美国获278个，约占70%，而美国人口仅3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却获全球诺奖排名第一。

 

中国要创建适宜知识创新的文化—社会环境的历史使命极其艰巨，这既要祛除仍盘根错节的封建专制文化，如集体世袭文化、血亲文化等等，更要创造出崭新的科学人文文化，形成新的价值观，进而才能引导国民追求知识、潜心知识创新。这样，与其说“以人为本”，倒不如说要深化到“以知识为本”的核心观点。文化是创新里的“基因”，有变异才有创新；我们必须倡导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才能塑造自由创新的环境。

 

教育是直接获取基础知识的最有效途径。普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能使一个民族、国家兴起。在近现代史上，一些国家抓住机遇，成为当时最发达的国家。其中，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在教育上充满活力，是当时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并以其他社会从未表示过的信心和精力发展科学并把科学方法用于工业和社会发展，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超越，在世界上崛起。美国也仅仅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左右，就从殖民地发展到了超级大国。

 

由于知识更新迅速，许多知识就会变得陈旧起来，以至一经创造出来后便过时了，甚至丢失了。我国仅仅普及9年制教育，这对建立现代化国家来说，显得远远不够；对要构建起知识型国家来说，更是离得太远了。因此，在根本上，国家应立法确保国民终身学习、享受大学普及教育，这是知识创新的基础。国家的积累，不应过多地放外债，而要向国民教育作战略性投资，造就各个层次知识水平的人才。

 

必须明确，教育主要能提高全民的基础知识水平，但最有效地提高一个民族的知识创新能力，还要依靠适于创新的整个社会制度，体制机制、价值观念，特别是文化—社会环境。

 

知识创新战略举措之一还在于，要在国家层面上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持久地进行，即依据国家知识创新战略思想，制定并实施国家知识创新计划。在中国知识创新活动中，中国科学院首先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取得了很多经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后还需要继续依照国家知识创新战略的整体构思，将科学创新与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创新区分开来，才能完满地实现整个国家的知识创新战略目标。

 

（作者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主任）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2-02-20 B1 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