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这两个浓缩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华的部门，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智力支持。两院院士们始终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角，站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最高处，前瞻世界科学走向，胸怀人民福祉，不断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汗水。

　　应国家之所需，急国家之所急，根据科技创新实践，集成院士专家智慧，为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部署提供智力、知识和科技支撑。他们团结带领全国科技界与工程界，围绕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影响全局、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问题，世界和我国科技发展与工程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重要咨询意见，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国梦”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科学思想铸就辉煌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于1955年6月1日。成立伊始，战略咨询就是其主要职能和任务之一。

　　守正出新，经世致用。许多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需要科技界积极参与决策咨询；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科技界严谨的科学思考。这在历史上已有诸多成功经验，如制定12年科学发展计划、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建立科学基金制和决策实施“863”计划等，皆源自于中科院学部和院士的建议。

　　正因如此，1984年，中科院学部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

　　院士们都是各学科各方面的高层次专家，这种多学科人才的组合优势，绝不仅仅起“1＋1等于2”的作用，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综合优势，让院士群体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国家重要决策提供咨询服务。这是一种动态组合，可以体现出群体的组合优势。从《关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咨询建议》、《2011年～2020年我国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到《关于2009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若干建议》，再到《我国工业节能现状调研与对策》、《推行绿色建筑，促进节能减排，改善人居环境》等政策报告的提出，无不体现出这种优势所在。

　　问计于“科”，同样体现在国家突发重大灾难的关键时刻。

　　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院士们仍在忘我工作。4月22日，陈竺、陈宜瑜、韩启德等22位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报告对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构筑我国预防医学体系、建设强大的国家医学科学创新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立即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一批院士立即动身赶赴四川抗震救灾一线。而在北京，中科院学部迅速成立了“四川汶川地震”咨询项目研究组，院士们紧急行动起来，围绕余震监测、预防次生灾害、灾后重建等问题，多次召开科技救灾专题研讨会和咨询会议，为国家制定应急方案和采取应对措施提供科学建议。

　　近年来，中科院更加注重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把握国家战略需求，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主动向国家建言献策。

　　其中，围绕能源与资源、科学教育、生态环境、医疗卫生、学科发展战略等方面提交的咨询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的重视，部分咨询成果已经体现在国家决策中。比如，中科院学部近期咨询研究重点是“城镇化”。自2007年起，陆大道等专家在长期对城镇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多次提交相关咨询报告，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13年8月30日，李克强总理还特意听取了徐匡迪、陆大道等10余位院士专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进行的口头汇报。这是中科院院士咨询报告过去没有过的。

　　这些意见和建议在国家重大决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

　　战略咨询支撑发展 

　　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建设院士队伍、发挥院士作用，履行的是最高荣誉性学术机构的任务；建设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发挥好思想库作用，履行的是最高咨询性学术机构的任务。

　　一项调查显示，97.4%的院士认为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的任务是战略咨询。

　　如此高度统一的共识，促使中国工程院始终把国家战略目标和战略需求放在第一位，把战略研究与国家大政方针结合起来，实现前瞻把握发展趋势，全局考虑影响因素，主动为国家重大决策提出远期、近期和应急的咨询方案，实现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推动科学发展，真正为国家现代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成为国家工程科技领域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托力量。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组织开展战略咨询，是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的任务；振兴中华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激励广大院士以战略咨询服务国家发展的动力；基于科学研究提出客观独立的咨询意见，是中国工程院开展战略咨询的特色；组织各方面力量参与战略研究，统筹兼顾、协同创新，是战略咨询取得成效的基础；发挥战略科学家的核心作用，组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咨询团队，是战略咨询取得成效的关键；注重实地调查、强调科学求真、倡导学术民主，是战略咨询取得成效的保障。

　　成立20年来，中国工程院发挥国家最高咨询性学术机构的重要作用，开展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科技服务、学术引领和人才培养均紧紧围绕决策咨询这个中心，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取得重要成就。

　　首先，围绕事关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中国工程院开展战略咨询，取得丰硕成果。如钱正英院士主持的“水资源系列战略咨询研究”，侯祥麟院士91岁高龄时仍不辞辛劳牵头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王淀佐院士主持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张彦仲院士主持的“建设节约型社会战略研究”，徐匡迪院士主持的“我国城市化发展研究”等一系列关系国家和产业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咨询研究，成为决策层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许多政策建议得到及时采纳，不少战略思想已成普遍共识，尤其为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水平提高、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等，提供了重要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院围绕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工程科技决策问题，特别是行业发展中的重大工程科技问题，组织开展国家科技规划和科技专项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重点行业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提出科学论证和解决方案，支持政府科学决策；围绕应对突发性重大事件，如在非典、雨雪冰冻灾害、汶川特大地震、日本福岛核事故中，及时组织开展相应对策咨询研究，向国家或有关部门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国家智库引领未来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初显端倪。科技创新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多点、群发突破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形成历史性交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引发产业技术和组织的深刻变革，为后发国家赶超跨越提供难得的战略机遇。

　　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之路。面对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及时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期。

　　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许多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亟待破解，各种利益纠缠的死结需要打开。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多公共政策问题的专业化程度、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使许多传统的决策方式已经过时。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相关主体与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博弈更加凸显。这些情况的叠加，使政府部门在复杂决策时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突出。而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涉及到各种专业知识。稍有不慎，错误决策的成本是巨大的。

　　因此，政策的制定需要海量的科学分析。从决策方案的提出、评价，到最终方案的选择，必须综合各方专家的集体力量，需要有研究机构从事专门研究，经过不断的讨论、修正，才能逐渐变成具体可行的政策行为。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获得相对独立客观的政策分析非常重要。作为国家科技与工程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于这项重要工作责无旁贷。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7月17日到中科院考察工作时，对中科院提出“四个率先”要求，即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这要求中科院不断出创新成果、出创新人才、出创新思想。

　　“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就是要在重大决策中发挥思想引领与重要支撑作用。因此，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国家智库战略功能发挥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前景。它们使命如昨，重任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