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启蒙？ 

　　广义的启蒙是指普及新知，使社会接受新观念而获得进步，狭义的启蒙一般指启蒙运动。按照康德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

　　启蒙强调使用理性和人类进步的观念，鼓励人们勇于质疑权威与传统的教条，进行批判性的探究，以求了解人、社会和宇宙，进而改进人类的状况。启蒙运动就是使用理性获得自我解放，是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启蒙的一个前提是观念体系的革新。在观念体系革新的同时，快速的世俗化使启蒙得以实现。启蒙塑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例如自由、平等、人权等这些价值观念的出现以及迅速的世俗化，使民主制度成为新的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方式。

　　启蒙有多重要？ 

　　启蒙的前提是观念体系的革新。观念有多重要？白修德和凯恩斯高度推崇观念的力量。白修德认为，美国是由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美洲，而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信服的权利这样一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观念的变革有多重要？阿克顿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正是因为观念体系的变革使得人们的想法变了，才会酿成社会巨变。

　　启蒙运动的新解释 

　　近几十年对启蒙运动的一些新解释至少有三点。第一，启蒙运动被视为泛欧洲的文化运动，非法国独有。近来研究已经将苏格兰和英格兰视为启蒙运动的重镇。第二，启蒙精神并不能刻板地等同于理性主义。与法国相比较，苏格兰启蒙运动就不特别倾向理性主义，休谟、斯密等批判伦理的理性主义，强调情思或热情因素在道德思维中扮演的角色。第三，法国启蒙运动有强烈的反教士精神，但是其他地区却未必如此。18世纪苏格兰教会在一群温和派牧师主导下，致力于去除僵化的教条主义，宽容地看待苏格兰教会内部的教义分歧，并承认非国教徒的信仰自由。不少温和派牧师参与到苏格兰启蒙文化工作，成为启蒙运动的旗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家波特重新“发现”了“英格兰启蒙运动”。英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些独特经验也被历史学家所揭示出来。英格兰启蒙运动是启蒙观念从上层渗透到下层的过程。18世纪前期，英格兰原本活跃的启蒙精英的思想渐趋保守、僵化，下层社会反而培养出经验态度或科学精神：“一种经验的态度逐渐深入社会下层，渗进市井小民身上。”工商业提供众多机会，下层民众逐渐视追求知识为社会流动的管道。许多都市的技工、艺术匠人、工厂主开始有“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热烈追求“实用知识”。在当时，透过公共演讲、流动图书馆与读者俱乐部等管道，科学知识逐渐向下渗透，经验主义态度也散布到社会下层。英格兰的启蒙现象发生在远离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非国教徒兴盛的新都会，例如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

　　科学与启蒙是什么关系？ 

　　启蒙运动是对科学革命的继承。科学革命发端于哥白尼和伽利略，并在牛顿那里臻至顶峰，启蒙运动渴望在社会科学或道德科学方面能取得跟自然科学相媲美的成就，这种渴望成为它发展的动力。启蒙运动本身是培根计划的广泛运用：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的运用不能仅为己用，还要用于人类生活的改善。如果不了解科学突破对迷信的打击，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启蒙。

　　承接17世纪的科学宇宙观及理性寻找知识的方法，启蒙运动相信普世原则及普世价值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对传统存有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以理性方法检验并改进，产生出启蒙时代包含了自由与平等概念的世界观。迈向真理的道路就渐渐不是基督教思想以神为主，而是如路德、培根、笛卡尔等人所相信的，是得运用人类理性。不管是科学中的托勒密或精神上的罗马天主教会，这些原来公认的知识、哲学、神学权威都要面对人类思想独立自由的挑战及探索。

　　启蒙运动的观念变革是以科学革命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为前提。由培根主义和清教伦理混合而成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重大转变：科学研究可以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思想或行事方式，从而增添上帝的荣耀与伟大；科学研究可以造福大众，实现国家的富强；科学研究是一项统一的事业，既然科学方法不过是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归纳，那么人人都有能力献身于这一事业。

　　启蒙运动是科学文化扩展的结果。科学取得与神学同等的智力等级的顶峰，标志着科学文化的兴起。如果将文化视为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化表达，那么科学文化就是科学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及科学在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化表达。科学和理性思维方式成为人们生活中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洛克的自由宪政理论，是对英国革命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标志着科学文化，特别是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已经从自然领域扩张到社会政治领域。自由民主制度与科学活动的自治规范之间具有适应性。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科学研究，两者都得接受理性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

　　中国的启蒙与科学 

　　从近代开始，中国的启蒙始终受到富强的牵引。能否让这个国家迅速富强是衡量一切思想价值的唯一尺度。知识之学取代了智慧培养；工艺技能压倒了人生学问。西方启蒙运动背后并没有中国那种“亡国灭种”的压力，救亡从中国启蒙一开始就是绝对主题。在这样的心态下，很多深刻的有远见的思想理念和精神价值根本不可能充分开展，只有具有工具性效果的东西才可能被接受。

　　在早期中国启蒙的阶段上，曾经有过突出自由，突出人性解放这类人文价值，比如严复强调“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最重要的理念，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深信不疑的价值。但是真正最大的影响是“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显然，就整个现代社会来说，言论自由极端重要，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

　　科学是人的科学，科学知识只是载体，没有科学知识不代表我们不能美好地生活。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是科学所代表的理性、求真、自由等价值。在当前的中国，科学要借助于自身的强势地位为启蒙再次作出贡献。在依靠科学的强势地位推进启蒙的同时，还要重视习俗、情思和热情的作用，注重渐进和平的方式。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必须深入了解、理解和思考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从而为未来的中国寻找新的可能性和选择。为了推进再启蒙，我们必须梳理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元素及其历史变迁，厘清我们所需要的文化元素，并安排这些元素在中国的文化实践，践行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世界之中国”文化建设。（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