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达在野外工作中

　　朱震达（右一）等考察海岸风沙危害

　　朱震达（左六）等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

　　朱震达在工作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秦娜 通讯员 李丽 王晶 岳晓

　　每年5月，宁夏中卫沙坡头的沙生植物园里，核桃树上结出一串串穗状核桃花，植物园里绿茵一片，置身其中很难想象这里是沙漠地带。沙坡头植物园在国际风沙防治和干旱区土地利用研究领域颇具盛名，它是我国著名沙漠学家、地貌学家朱震达，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所长期间倡导建立的。

　　从风沙地貌形成过程到沙漠化形成机制及防治，朱震达倾其一生致力于我国沙漠及沙漠化的研究，他将我国沙漠化的防治研究推向世界先进水平。他被誉为“中国沙漠之父”，在他50年的沙漠与沙漠化科研生涯中，奠定和发展了中国治沙工程的理论，发展了中国的风沙地貌学和沙漠科学，开拓了中国沙漠化及其防治的研究，使沙漠及沙漠化的研究紧密结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在理论和生产实践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唯实创新求真理，情注沙漠终不悔。朱震达用一生践行着“做沙漠治理道路上一粒有用的石子”的人生格言。

　　1 缘起“死亡沙海”

　　“中国第一支沙漠考察队已经在沙漠腹地断水两天了”。1959年5月的一天，绝望的队员们向中国科学院报告了这个消息。这支考察队的队长正是28岁的留苏学者朱震达。这个年轻人没有想到，他将从此与沙漠结缘，用尽毕生精力投身沙海中，孤独地跋涉前行。

　　塔克拉玛干沙漠总面积约33.7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的地方”，所以有了“死亡之海”一说。1924年，当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的驼队打破这里的平静之后，充满了未解之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吸引了西方探险家和科学家的视线，但中国科学家却一直被排斥在外。直到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治沙队，才开始对中国境内的沙漠进行大规模考察，主要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巴丹吉林沙漠等地开展考察和观测。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队队长，朱震达和800多名治沙队员，雄心满志地开启进入风沙一线的征程，义无反顾地踏入了那片“死亡之海”。

　　朱震达第一次走进沙漠就遇到了这样危险的事件，经过反复权衡，队员们决定原地休息。“天佑其人”，那天晚上，队员们睡在一个丘间低地（沙丘之间的一块平地），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上来了一朵乌云，一场雨，好大一场雨，缓解了缺水危机。

　　就这样，以一种几近残酷之后又充满奇迹的方式，沙漠闯进了朱震达的生活。从那之后，沙漠成为朱震达生命中最重要的名词。

　　朱震达考察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选择了风沙最严重的皮山地区作为定位观测站，通过连续3年的观测试验及考察，积累了大量风沙运动、风沙地貌形成和变化的资料，查明了裸露平坦沙质地表风蚀风积、风沙流结构和沙丘形态的变化规律。

　　随后，朱震达撰写了专著《塔克拉玛干风沙地貌研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学部委员黄秉维先生称赞“这是中国沙漠研究中最权威的著作”。法国REIS大学教授、原联合国环境署官员H.Hangef认为“这是论述世界风沙地貌著作中最杰出的一本”。

　　2 满怀赤诚报国之心

　　1956年，朱震达前往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当时我国科学事业急需沙漠研究方面的人才，按照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指示，朱震达的专业从地貌学改为沙漠学，赴土库曼沙漠研究所学习。“国家送他去学习，他有责任感、使命感，他说他当然要干，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朱震达的妻子姚育英回忆说。

　　正值国家百废待兴之际，考虑到攻读学位需要4年之久，朱震达主动提出放弃学位，而只前往学习和工作。留学生放弃攻读学位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几乎没有人赞同这个“不理智”的想法。幸亏，竺可桢再次支持了他。在前苏联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潜心研讨，勤奋实践，几乎跑遍了前苏联中亚辽阔的沙漠地区，取得了大量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积累了实地考察的丰富经验，为日后从事沙漠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1958年，朱震达回到北京，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工作。1962年，治沙队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沙漠研究室，朱震达任副主任。

　　1964年，朱震达突然接到调往兰州的调令，当年国家科委决定将沙漠研究室整体搬迁到兰州，与冰川冻土室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没有犹豫，那年夏天，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朱震达告别众多亲朋好友，带着妻子和8岁的女儿，离开北京，前往兰州。

　　在沙漠所，朱震达全身心投入科考，每年四分之三的时间跋涉于一个又一个沙漠，与家人团聚的时间累计不过三个月。

　　一向注重国际学术交流的朱震达，主张“博采各国之长为我所用，以我之长为国争光”。从1987年起，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办的国际沙漠化防治讲习班和培训班，连续8次在我国召开，朱震达任历次主讲，受到20多个国家、600多名国外科研工作者的好评，他们一致称赞：中国沙漠及沙漠化防治具有很高水平。1988年，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世界环境先进单位”称号。

　　朱震达潜心沙漠研究取得的成果，在国内外沙漠研究领域很受瞩目。1985年，他当选第一批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他被授予“全国治沙劳动模范”称号。

　　3 力守唯实创新之道

　　朱震达一生倾注于对沙漠化的深入研究和开拓性发现，在追逐科学的道路上，不惧挑战。他坚持科学论证，果敢而坚定，既具“大家之风范”，更显“求实创新之精神”。

　　1977年8月至9月，朱震达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全球范围内首次联合国荒漠化会议，102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的千余人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一张世界荒漠总图引起了朱震达的注意。图中，红色和橘红色区域是地球荒漠化严重的地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荒漠化已成为世界性问题。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世界真正由于气候条件形成的沙漠不到二分之一，其余沙漠都是由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影响转化而成。

　　回国后，朱震达首先选择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的阴山北麓，开展我国土地沙漠化的研究工作。经过研究，朱震达认为，沙漠化在我国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同样存在，并直接威胁着草场、农田。因此，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沙漠研究更应紧密围绕沙漠化来进行。1981年，朱震达和合作者出版了《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区划》，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关于沙漠化的专著。

　　沙漠和沙漠化只有一字之差，但意义却完全不同。沙漠是成千上万年地质时期形成的自然景观，是无法逆转的自然现象；而沙漠化指原来有植被覆盖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的土地退化现象。这样的区分显然对传统沙漠学科的观点有了极大的突破和创新。但是，在当时，“沙漠化”这一概念并不被所有科学工作者接受。

　　“先生认为，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土地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破坏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沙漠化的迅速扩张。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沙漠化过程实际上是地质时期以来沙漠形成演变中的又一次沙漠扩张。”朱震达的学生，中科院兰州分院院长、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院长王涛回忆说。

　　又一次的沙漠扩张真的和人类没有多大关系吗？朱震达对于这样的观点无法认同，他组织成立了沙漠化研究室，开设沙漠化专题，展开大规模的考察研究，基本查明了我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问题。在此基础上，连续发表13篇学术论文，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在我国现代沙漠化面积中由于干旱缺水、风力推动等自然因素造成的沙漠面积仅占10%；由于滥砍滥伐，过度放牧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沙漠化面积则高达90%。

　　“对于那些反对的声音，朱先生是很宽容的，他当时是《中国沙漠》杂志的主编，把反对他学术观点的文章都刊登出来，他认为‘如果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怕争论，或者是我错了，我也有勇气来接受正确方面的意见’。” 王涛回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坚持实事求是来说服人。朱震达把居延地区作为研究沙漠化的实验区，通过考察观测、分析有关沙漠地貌特征、植物群落变化、水系变迁的资料，初步探明居延2000多年以来的兴衰史，科学地阐明研究沙漠化过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对于环境的破坏作用逐渐显现，这让一部分科学家也开始认识到沙漠化的危害，朱震达也越来越坚信自己的科学观点。为了掌握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沙漠化研究的可行性经验，朱震达在甘肃临泽、内蒙古奈曼等地建立了科学观测试验研究站，形成了各种类型沙漠化土地整治模式的研究网络。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他将我国的沙漠化土地面积确定在3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此言一出，质疑声再次四起。

　　“有些学者认为朱先生提出的沙漠化面积是不对的，他们所得出的我国沙漠和沙漠化土地面积上百万平方公里。朱先生认为我国沙漠化土地不应该包括沙漠、戈壁，应该是过去有生产力的土地因为人的不合理活动而导致类似荒漠或沙漠景观的退化土地。”朱震达学生崔书红说。

　　三十几万和上百万的差距不仅仅是测量方法的距离，还将对国家治理环境的资金流向产生重要影响。没有人支持，朱震达就四处找资金、找项目，当沙漠化的“宣传员”；没有人理解，朱震达就先让身边的人理解，老伴也成了他的第一听众。

　　“他跟别人有争论，有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给我讲一讲……他也很委屈，但是中国沙漠化面积相当大，他觉得这样做，即使有些人不理解，但还是有价值的。”妻子姚育英提到“很委屈”时感同身受。

　　艰苦的付出，终究有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朱震达的指导下，位于腾格里沙漠包兰铁路宁夏中段的沙坡头试验站、位于巴丹吉林沙漠南缘的甘肃临泽站在治沙方面已取得佳绩。这些地方通过各种试验和技术措施，如建立阻沙栏、进行草方格固沙、植物固沙等，面貌已大为改观，保证了铁路畅通无阻，建立了新的居民点。

　　其中，基于沙坡头站工作建立的“以固为主，固阻结合”“机械固沙与生物固沙相结合”的包兰线沙坡头地段铁路治沙防护体系，建成了世界上迄今为止穿越沙漠大流沙区域第一条成功的铁路干线——包兰铁路，为世界沙漠地区和其他类似区域建设铁路提供了一个创新模式。1988年，这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明确指出：土地沙化是指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天然沙漠扩张和沙质土壤上植被破坏、沙土裸露的过程。这与朱震达一直坚持的沙漠化理论基本相同。

　　直到今天，朱震达提出的防治沙漠化措施仍被广泛使用和推广。

　　4 情注沙漠终不悔

　　作为中国沙漠与沙漠化科学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主要创建人和奠基者，朱震达在世界沙漠学界声誉日隆，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和野外考察中。

　　1992年，62岁的朱震达退休了，那时，女儿一家已经定居北京，妻子身体不好，家人都劝他在北京颐养天年。但朱震达奉行“做沙漠治理道路上一粒有用的石子”的人生格言，他牵挂的不仅是北方荒漠化问题，还有全国土地退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科学顾问，朱震达也参与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防治公约的制定工作。不久，朱震达又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拓展到全国范围的土地退化问题。“他认为，土地退化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而是在全国很多地方。像南方的一些区域如果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加剧以后，可以看到很多区域光秃秃的。”王涛说。

　　北方土地沙漠化的研究成果已经渐渐被人接受，又在南方湿润地区搞起了土地退化研究，难度可想而知。朱震达亲自带队，领着学生实地考察。

　　1996年，朱震达的另一个学生，在德国学习的杨小平回国考察。朱震达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项目，对于这样的课题杨小平半信半疑，为了打消他的疑问，朱震达又带着杨小平实地考察。“我原来对他的观点不是太有把握，因为在安徽一带搞土地退化在气候上不太合适，因为土地退化更多的是在半干旱、干旱地区，但实际看了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土地确实退化得很严重，虽然不是荒漠，但是从地表的某些特征来看，有荒漠的迹象。”杨小平说。那一年，朱震达已经66岁了，杨小平发现导师的身体状况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1999年6月的一天，北京酷热难当。这一天，朱震达接到了水利部的电话，希望向他咨询一些关于荒漠化、土地退化定义的问题，老人非常高兴，并且坚决谢绝了对方上门求教的建议，执意要自己过去指导解释。

　　“大夏天，放下电话他就去了，先生去工作了半天，回来后非常劳累。”崔书红回忆。当天晚上，朱震达突发脑溢血，再次住进了医院。

　　“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神，那种期盼，就是想继续再做点事情的那种眼神。”崔书红回忆。

　　“我告诉他我要去巴丹吉林沙漠考察，他当时很激动，举起手说好，说科学就应该这样搞，说等我好了和你一起去。”杨小平回忆。

　　“2000年，先生还在医院里住着，我们通过努力拿到了‘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研究’项目，也是一个‘973’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立项给沙漠化研究的最大项目。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先生，先生当时就哭了。”王涛说。这是朱震达等了20年的结果，但是他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之后的6年，朱震达辗转在北京各个医院进行治疗。

　　2006年9月30日，朱震达离开了人世。回望朱震达的一生，他就像长于荒漠中的胡杨——铮铮铁骨百年铸，不屈品质千年颂。无论外界如何纷扰和恶劣，他始终坚持对抗着千里风沙，守护着沙漠绿洲和沙区人民。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由中科院西北研究院提供。

　　（原载于《甘肃日报》 2019-05-13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