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苏建平生前接受记者采访

　　电影《可可西里》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35年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简称西北高原所）苏建平研究员在可可西里不知留下了多少个脚印。每年夏秋时节，苏建平都会在可可西里科考，然而从今以后，可可西里再也不会有苏建平的脚印了。

　　“老苏，青海省政府给你颁发的表彰证书还等你去领……”2018年是苏建平与妻子王春艳结婚三十周年。然而，这位“一直宽容丈夫执着科研”的妻子再也没能叫醒他。

　　“爸爸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无论有什么困难他都有办法克服”，苏建平的女儿苏梦雨一直认为，“就凭爸爸对科研的信念，一定能战胜病魔”。但是，爸爸最终还是撒手人寰。

　　2018年6月27日，西北高原所苏建平研究员因病离世，享年55岁。从此，西北高原所失去一位好老师、好同事。

　　苏建平走了，他的学生和同事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很长一段时间，苏建平的学生、同事、青海省动物生态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同作研究员都“心存幻境”：他幻想着苏老师突然推门进来，兴奋地讲述最近研究的新思考、新发现、新收获……然而，这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景而已。张同作说，“苏老师的身体一直很棒，我以前常说他是‘钢铁身体、钢铁意志’，即使这次生病，我也觉得他能扛过来。”今年年初，医院一度传出苏建平手术成功的消息，张同作和同学们异常兴奋，满心欢喜等着老师回来，一起探讨科研问题，一起去可可西里科考。

　　然而，他没有回来，他在与病魔抗争了10个多月后，溘然长逝。接到苏建平去世的消息时，张同作“瞬间泪崩，整个人一下子懵了”。2001年，张同作师从苏建平，从此，他与苏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路从学生到同事，从研究助手到独立工作，点点滴滴都凝聚着老师无尽的心血。今年，是他们在一起共事的第17个年头。作为苏建平的“最佳搭档”，张同作早已习惯苏建平在身边的日子，“即使他走了，遇事总是第一个想起他。”

　　陈家瑞博士收到苏建平离世的消息时，正准备前往研究所办事。历时五年通过博士答辩的她最近喜事连连：初为人母，博士毕业，还在青海大学找到一份非常满意的工作。“我的所有成绩，都和苏老师的培养分不开。”作为苏建平得意的女弟子，陈家瑞曾先后5次跟着苏建平去可可西里科考。“我的论文几乎是苏老师手把手带出来的，苏老师说好要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可是，苏老师最终也没出现在陈家瑞的答辩现场。

　　陈家瑞说，她心里一直在等，希望苏建平能回来，再好好跟老师报告答辩的收获。“我总觉他还会回来，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或者是未来的某一天，会在研究所的门口遇见苏老师，听他讲有关藏羚羊的最新发现……”陈家瑞同样无法接受苏建平去世的事实。

　　“建平是累垮的。”作为苏建平的同学、同事，边疆晖研究员对苏建平的离世痛惜不已。“建平一直致力于藏羚羊迁徙之谜的研究，刚刚组建好一支比较完整的团队，学术观点也正是成熟的时候，他的离开，是我们所的一大损失。”

　　边疆晖与苏建平有着30几年的交情，私底下是无所不谈的好友。他曾和苏建平一起去可可西里考察，对那里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深有体会。他也多次提醒苏建平注意身体，但苏建平每次都说，“没关系，我精神得很！”即便在2017年，苏建平在感觉身体明显不适的情况下，还是带病去了可可西里。“他最后一次是带着药去的”，说到这，昔日的好兄弟难以控制悲痛的心情。

　　2018年是苏建平在青海工作的第35个年头，如今他必须在这片他深爱的高原上长眠了。

　　1983年，年仅19岁的苏建平从兰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当时，他的父母希望他回四川工作，可他却自觉请愿来偏远的青海工作，他跟父母说，“国家要开发西北，青海更需要做科研的人”。于是，他成为青海畜牧兽医学院的一名老师，两年后调到西北高原所，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实验站研究鼠类生态。

　　在那个还没有倡导“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年代，苏建平把生态环境看得比自己的眼睛和生命更重，他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高原草原生态事业。在他看来，生物多样性，除了具有科研价值，还具有美学、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价值。因而，不仅要保护物种本身，还要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进而保护整个生态系统。青藏高原是中国生态安全的战略屏障，一定要为保护生态环境做些事情。

　　苏建平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进青藏高原，一步一个脚印，全面系统了解青藏高原的生态资源。他经常对学生说，“搞生态研究的人，必须用一生亲近大自然。”这是苏建平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

　　35年来，苏建平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他先后30多次进入可可西里、羌塘和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藏羚羊及其它濒危动物的生存状况，他的脚印几乎踏遍了可可西里的每一个角落。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4700米，藏语意为“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因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被称为“生命禁区”。但是，这片禁区却是藏羚羊的“天堂”。它们如高原精灵一般，被誉为“可可西里的骄傲”。

　　上世纪80年代，藏羚羊遭遇生存危机。因为有人用藏羚羊绒制作沙图什，导致藏羚羊惨遭大面积的恶意捕猎，每年有近2万只藏羚羊被疯狂盗杀。沙图什在波斯语中意为“羊绒之王”。用藏羚羊绒织成的沙图什披肩，十分轻巧，可以穿过戒指，所以又被称为“指环披肩”。当时，市场上的一条沙图什标价为1.5万-4万美元——而它的代价却是5只藏羚羊的生命。

　　苏建平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关注藏羚羊。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藏羚羊做点什么。于是，他来到可可西里，寻觅藏羚羊的足迹，结识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兄弟……他把目标锁定在“藏羚羊迁徙之谜”这个世界难题上。

　　藏羚羊每年12月交配，次年5月底6月初前往可可西里的卓乃湖产羔。7月底，母羊率羊羔返回越冬栖息地。每年，藏羚羊来回迁徙行程达600多公里。苏建平认为，藏羚羊成群结队翻过昆仑山、蹚过冰河，长途跋涉，一心向着水草丰美的卓乃湖迁徙产羔，一定暗藏着亟待探索的“生态密码”。

　　关于藏羚羊迁徙之谜，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诸如“逃避天敌说”“躲避疾病说”“产羔期降水分布说”，等等。但是，这些说法都能找到反例，而且无法解释同为青藏高原古老物种的野牦牛、藏野驴却没有类似的迁徙行为。

　　“一定要破译藏羚羊迁徙之谜。”带着好奇与责任，苏建平几乎跑遍了整个青藏高原。

　　“提起工作就兴奋，为了科研不要命。”这是张同作和苏建平共事以来，对他“又爱又恨”的地方。每次科考，大家都觉得可以“到此为止”了，苏建平却总是提出“再往前看一看”。有时候为了“多看一点”，他能在无人区徒步十几公里。张同作记得，苏建平最长的一次野外科考有50多天，回来后跟个人变了个样，但一说起新的科考发现，兴奋得又像个孩子。

　　“别说冬天了，（可可西里）七八月的时候，早晨起来眉毛都能结冰。”边疆晖说，苏建平一年四季都去可可西里，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他比年轻人走得还快，甚至“上蹿下跳”，“他是真的热爱这个地方，热爱这份工作。”

　　苏建平从藏羚羊的基础数据做起，种群分布、迁徙路线、粪便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11月11日，以藏羚羊为原型的福娃“迎迎”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苏老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同作说，藏羚羊奥运申吉成功，苏建平的科考数据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一定能破译藏羚羊迁徙之谜”，苏建平信心满满。经过30几年的科考积累，他掌握了最权威、最系统的藏羚羊迁徙资料。有关藏羚羊迁徙之谜，他有自己完全不同的论断：可能源自一种“种群集体记忆”。

　　大约4000-8500年前，青藏高原处于暖湿期，森林、灌木在可可西里大范围延伸。由于藏羚羊偏好栖息于开阔草地，其种群开始向较寒冷的北方迁徙。到了冬天，随着北方被大面积积雪覆盖，可可西里及更南地区的树叶开始脱落，藏羚羊又南迁觅食。这样年复一年、代代相传的季节性迁徙就成为藏羚羊种群的集体记忆，并至今仍影响着它们的行为。

　　这一论断很有新意，也极具挑战性。但是，提出idea的苏建平却走了。“他走了，也可能带走了谜底。”边疆晖惋惜地说。

　　说起自己研究藏羚羊，陈家瑞讲了一段插曲。当初，她刚跟苏建平读博士，约了朋友去西藏旅游。回来后，苏建平劈头就问：“有高反吗？”陈家瑞说：“感觉没有。”苏建平就说：“走吧，跟我去可可西里。”

　　就这样，陈家瑞读了个“羊博士”（研究藏羚羊的博士）。2015年7月，陈家瑞跟随苏建平到卓乃湖采样。就是这次惊险经历，让她更加坚定要跟着苏建平一起破译藏羚羊迁徙之谜。

　　“夜里十一点半左右，我在这边帐篷里听见一声响。”她感觉不对劲儿，慌忙大声将大家喊起来。这时，她看见一头大棕熊冲进对面苏建平的帐篷。等她跑过去，发现和苏建平同在一个帐篷的考察队友被棕熊咬伤了，“脚踝流了很多血”。因为他们身处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腹地，晚上不敢连夜赶路。陈家瑞只好临时客串医务人员，一整晚给伤者止血。苏建平就在旁边守着，也一夜没睡。

　　时间就是生命。凌晨5点，天还没亮，他们就赶忙往外冲。本来，他们考察队共有三辆车，但中途坏了一辆，只好“兵分两路”：陈家瑞照顾着伤员在前车上，苏建平和其他人挤在后车上。走了不久，苏建平那辆车也陷在了泥潭里。为了确保伤员安全，苏建平命令陈家瑞带着伤员先走。他陪着其他人在原地等待救援。然而，慌乱中，他们都忘了一件事——考察队所有的食物补给都在陈家瑞的车上。陈家瑞带着伤员先走，意味着苏建平他们要“弹尽粮绝”了。

　　“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们后来都准备抓老鼠吃。”陈家瑞说，她和伤员走后，苏建平带着队友徒步走了三天三夜，才等到接应的车。苏建平事后跟她讲这段“历险记”——他们在离青藏公路还有三十公里的地方，看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却一点力气也没有，怎么都过不去。最后完全绝望，幸亏保护站的人发现他们，救了他们一命。

　　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陈家瑞——有那么多和苏建平老师一样的人把生命奉献给可可西里和藏羚羊，我们为什么不能接下前辈的枪？

　　苏建平经常跟学生说，“藏羚羊是我们这里的特有物种，我们不做就没有人做，研究藏羚羊是我们的使命”。他不仅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他对藏羚羊研究一直都亲力亲为，每次科考都亲自带队，“他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所以绝不允许出一点儿差错”。

　　为了研究藏羚羊，苏建平不断挑战自己。“他太能钻了”，边疆晖对苏建平的勤奋好学赞不绝口。“俗话说，四十不学艺。他都四十多岁了，还敢从宏观生态学转向分子生物学。”这两年，苏建平还自学遥感技术、图像分析、软件开发。他曾试图开发一种软件，用于探究藏羚羊的年龄阶段和种群稳定性。最近，他又研究一种“可视化识别系统”，能通过数字视频及时了解藏羚羊的迁徙状态和生存状况。

　　2017年7月7日，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获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申遗成功背后，苏建平负责完成的《可可西里地区生物资源考察报告》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份历时2年多完成的报告，以西北高原所近50年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全面、系统盘点了可可西里地区的生物资源系统。这份扎实、详尽的报告，成为打动世界专家的关键所在。

　　2018年6月，为表彰苏建平在申遗中的卓越贡献，青海省委省政府专门授予他“青海可可西里申报自然遗产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然而，在颁奖那天，苏建平却正在北京接受手术治疗。“是我替他领的奖，到现在，奖杯还在我这里，可是苏老师却再也见不到了。”张同作痛心地说。

　　“建平是一个单纯的人”，2002年，边疆晖与苏建平一起去可可西里，途中遇到几个地痞索要“过路费”。边疆晖劝苏建平赶紧给钱走人。苏建平却下车，很认真地与那些人讲道理，讲学术，讲藏羚羊，讲保护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重要性……边疆晖明白，苏建平不是不懂关系学、人情学，他只是不屑去做，他更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总认为青藏高原上的每一个人都和他有着同样的情感，把自己作为青藏高原的一份子。

　　“苏老师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因为无法精确藏羚羊的具体位置，他们在野外采样只能不断走，不断找，有时一天要走十多公里。有一次在卓乃湖，苏建平凭多年经验，判定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会有藏羚羊的粪便，便让陈家瑞去比较近的地方，而自己选择去更远的方向。陈家瑞采完样去找苏建平，发现他已跑到至少40分钟路程外的另一个地方了。“他的嘴巴当时都都裂开了，还一直在喘粗气”，但是苏建平并没有停下来休息。他说这次机会太难得了，不敢停歇。

　　“苏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所里很多同学都愿意找他请教问题”，张同作说。从动物学到植物学，苏建平涉猎极广。任何一个学生去找他，他都会放下手头工作与学生耐心交谈，一直到把问题解决清楚为止。有的同学为了讨论问题，能在苏建平的办公室一聊一整天。

　　“老苏是一个能和巡山队员称兄道弟的人”。在可可西里，苏建平是与巡山队员有着过命之交的好朋友。在巡山队员眼里，苏建平并不像一个科学家，更像是一个只会捡羊粪蛋的普通人。申遗前，一位巡山队员与苏建平文绉绉地打招呼“老苏别来无恙”，他随和地回应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在可可西里申遗专家论证会上，作为首席专家，他是唯一一个替基层一线巡山弟兄“说话”的专家。这让兄弟们在心底里感激他。

　　“他是一个有着钢铁意志的人。”苏建平应该很早就知道自己生病了，但是为了尽快破解藏羚羊迁徙之谜，仅2017年一年，就跑了六趟可可西里。在边疆晖眼里，他几乎是“拼了老命”，甚至在生病做手术之前，还在病房里研究资料。张同作也记得苏建平最后一次来所里做报告。那次刚好是他第一次手术后不久，苏建平在所里待了一下午。结束的时候，他已不能起身。就那样，他硬是不让人扶，自己慢慢站起来了，一瘸一拐走出办公室……

　　2018年10月24日深夜，记者推开苏建平办公室的门，里面堆满了生物样本，以及他正潜心研究的“藏羚羊可视化识别系统”（一个主机、一台电脑和一个投影平板）。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打开着的书，上面写着“苏建平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 於西宁”字样。

　　时空交错，这个与青藏高原同样纯粹的人，突然就定格在那里，成为青藏高原上空最耀眼的一座灯塔。

　　在西北高原所随处可见这样一段话：“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这是老所长夏武平先生提炼的西北高原所的精神文化内核。夏武平先生从1966年就扎根在青藏高原，是老一代西北高原所人的杰出代表。在他们那一代人眼里，以高原为家，与草原为伴，与羊群为伍，踏实做人，认真做事，是最基本的科研品格。而牦牛，既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更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作为可可西里的瞭望者，苏建平不仅将青春留在了青藏高原，更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可可西里的赞歌。他用最纯粹的自己演绎了最朴实的“牦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