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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科学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科学成果，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将国民的“幸福指数”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程国栋院士说。
诊断“幸福”：不应以GDP论英雄
程国栋院士提出，我国已为高速发展的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急剧下降。2007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
“GDP是一个流行的诊断国家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但作为衡量人类福利的指标存在许多问题”。程国栋说，不适当地应用GDP，将GDP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因为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不衡量增长的方式以及增长的代价，不衡量效益、质量及国民的实际财富，也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分配公平和贫富差距等。
程国栋感叹的说，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GDP的增长已经成了唯一的目标，许多地方和干部都“以GDP论英雄，根本没有考虑老百姓是不是幸福”。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时提出了“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警告，提出了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程国栋认为，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第一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
“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我们现在所提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还是比较软的，没有硬性指标，很难确定这个社会是不是真正达到了和谐。而现在，我们就要用‘幸福指数’来具体衡量了。”程国栋建议甘肃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过程中，要研究确立一个思想，就是不要和发达地区比GDP，而是建立一个衡量“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并以此改变发展模式。
体系构想：“幸福指数”包括6类要素
程国栋介绍，“幸福指数”全称国民幸福指数，又称国民幸福总值，简称GNH，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成为第一个采用代替GDP的国家。GNH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作为一种替代GDP的现代化理念，正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在程国栋的《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中提出，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是一个综合考量，我国的这个体系应该是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6类构成要素组成。个人幸福是个人对生活的评价，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国民幸福总值可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可以叠加个人幸福总值，来量化幸福总值。目前，程国栋的研究小组已经在着手主观幸福理论及其初步的实证研究。
“要构建一个这样的体系也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事。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具有里程碑的事情，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里面”。程国栋指出，核算国民生活幸福将为政府提供一套行为指标，并提供对社会福利更为准确的衡量标准，政府从而可以据此确定最大化国民幸福所要采取的行为，对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幸福”：对西部发展更有意义
“这个指标的提出，对西部发展更有意义，如果我们一味的和东部比经济，那几十年也比不上。经济不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的唯一标准，西部不像东部那么繁华，老百姓仍然会感到幸福”。程国栋再三强调，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西部不能再按照东部的模式发展，否则资源无法供应人的需求，也做不到可持续发展。
现在东部的发展模式已经对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发展已经过限，很糟糕了，拉也拉不回来了”，而西部正因为经济的相对落后，能够“拉”回来，以人的幸福为目标，扭转过去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局面。“西部发展要有比较好的、符合现实的目标”，以人的幸福为目标，扭转过去单一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局面。
对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评价城市的建设成效时，不管是切实可见的修路造桥，还是直观感受到的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居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科学发展：将“幸福”纳入政绩考核
“幸福也需要由物质作保证，但不是物质发达了，人就会幸福。有人住着200多平米的房子，开着宝马车，就幸福吗”？对幸福的理解，程国栋有自己的看法：“人这一辈子，就几十年而已，做心里踏实的事，这才是个人的发展目标。”而对国家或者地方来说，追求的应该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程国栋认为，以人为本的发展，其第一要义就是要把发展的目的归结到人。他引用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话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所以，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
他向记者举了太平洋上的国家瑙鲁的例子，瑙鲁有取之不尽的资源，那里的人不用工作就可以过着奢华的生活，可是那儿也是高血压、心脏病高发的地方，全国只有1.3%的人能活到60岁。这里的GDP和国民幸福程度无法相提并论，物质的生活带不来最大的幸福。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带给人民的压力不容忽视，公民心理压力过大，社会焦虑程度高，恐惧、郁闷、无安全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态。工作、房子、医疗和小孩教育是公民最担心的几件事情。持续增长的GDP不但没有缓解这些问题，更增加了这种群体的焦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善治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发展还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就是要真正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程国栋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可以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诊断“幸福”：不应以GDP论英雄
程国栋院士提出，我国已为高速发展的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急剧下降。2007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
“GDP是一个流行的诊断国家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但作为衡量人类福利的指标存在许多问题”。程国栋说，不适当地应用GDP，将GDP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因为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不衡量增长的方式以及增长的代价，不衡量效益、质量及国民的实际财富，也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分配公平和贫富差距等。
程国栋感叹的说，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GDP的增长已经成了唯一的目标，许多地方和干部都“以GDP论英雄，根本没有考虑老百姓是不是幸福”。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时提出了“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警告，提出了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程国栋认为，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第一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
“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我们现在所提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还是比较软的，没有硬性指标，很难确定这个社会是不是真正达到了和谐。而现在，我们就要用‘幸福指数’来具体衡量了。”程国栋建议甘肃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过程中，要研究确立一个思想，就是不要和发达地区比GDP，而是建立一个衡量“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并以此改变发展模式。
体系构想：“幸福指数”包括6类要素
程国栋介绍，“幸福指数”全称国民幸福指数，又称国民幸福总值，简称GNH，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成为第一个采用代替GDP的国家。GNH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作为一种替代GDP的现代化理念，正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在程国栋的《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中提出，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是一个综合考量，我国的这个体系应该是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6类构成要素组成。个人幸福是个人对生活的评价，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国民幸福总值可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可以叠加个人幸福总值，来量化幸福总值。目前，程国栋的研究小组已经在着手主观幸福理论及其初步的实证研究。
“要构建一个这样的体系也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事。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具有里程碑的事情，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里面”。程国栋指出，核算国民生活幸福将为政府提供一套行为指标，并提供对社会福利更为准确的衡量标准，政府从而可以据此确定最大化国民幸福所要采取的行为，对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幸福”：对西部发展更有意义
“这个指标的提出，对西部发展更有意义，如果我们一味的和东部比经济，那几十年也比不上。经济不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的唯一标准，西部不像东部那么繁华，老百姓仍然会感到幸福”。程国栋再三强调，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西部不能再按照东部的模式发展，否则资源无法供应人的需求，也做不到可持续发展。
现在东部的发展模式已经对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发展已经过限，很糟糕了，拉也拉不回来了”，而西部正因为经济的相对落后，能够“拉”回来，以人的幸福为目标，扭转过去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局面。“西部发展要有比较好的、符合现实的目标”，以人的幸福为目标，扭转过去单一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局面。
对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评价城市的建设成效时，不管是切实可见的修路造桥，还是直观感受到的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居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科学发展：将“幸福”纳入政绩考核
“幸福也需要由物质作保证，但不是物质发达了，人就会幸福。有人住着200多平米的房子，开着宝马车，就幸福吗”？对幸福的理解，程国栋有自己的看法：“人这一辈子，就几十年而已，做心里踏实的事，这才是个人的发展目标。”而对国家或者地方来说，追求的应该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程国栋认为，以人为本的发展，其第一要义就是要把发展的目的归结到人。他引用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话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所以，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
他向记者举了太平洋上的国家瑙鲁的例子，瑙鲁有取之不尽的资源，那里的人不用工作就可以过着奢华的生活，可是那儿也是高血压、心脏病高发的地方，全国只有1.3%的人能活到60岁。这里的GDP和国民幸福程度无法相提并论，物质的生活带不来最大的幸福。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带给人民的压力不容忽视，公民心理压力过大，社会焦虑程度高，恐惧、郁闷、无安全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态。工作、房子、医疗和小孩教育是公民最担心的几件事情。持续增长的GDP不但没有缓解这些问题，更增加了这种群体的焦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善治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发展还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就是要真正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程国栋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可以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