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一个‘道’（即新的合作理念和思维），这个道的关键词就是包容性全球化。”刘卫东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讲包容性全球化这个话题。“一带一路”提出三年多来，他认为，最大的变化是由中国倡议转变为全球共识。

　　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世界而言，“一带一路”是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模式、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尝试，是推动世界从“二元”分割发展到“三元”融合发展的努力，有可能改变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经济格局。

　　经济全球化局限性催生“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经济时报：“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您多次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经济全球化显露局限性的大背景下产生，如何理解倡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刘卫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产生的。正确理解该倡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需要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及其局限性。

　　经济全球化是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观的动力也涉及到制度因素。从客观动力来看，一方面，资本积累具有无休止的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让零部件“外包”日趋流行，这使得世界很多地区被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球生产网络。此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让跨越空间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产生了所谓的“时空压缩”。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创造了可能性，决定性因素是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相信”自由贸易是有利的，纷纷拥抱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

　　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当时遇到的“滞涨”问题而打造的一套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其根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推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发达国家不但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认为世界上存在一条“最佳”发展道路，这就是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种思想。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产物，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衰退。在这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论证自由贸易可以让各国实现均衡发展，而现实却大相径庭。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在废除本国的《谷物法案》后就鼓动西欧国家实施完全自由贸易，而仅仅20多年之后其他国家便感觉到利益受损，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另外，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是基于平均个体认识论的，社会基层很容易被“平均”。这正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其基层民众利益受损的重要原因。

　　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套主要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资本和大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社会特别是基层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导致“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过程。任由这套机制主宰世界经济治理，全球社会矛盾将日益突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事实上，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都显示出世界存在改革经济全球化机制的巨大需求。包容性全球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

　　中国经济时报：在经济全球化出现倒退趋势的情况下，如何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有效的改革？

　　刘卫东：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严峻的社会问题。现代生产方式、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上很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完全的孤立主义和封闭时代。因此，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世界需要的是改革经济全球化的机制，而不是推倒重来。

　　不难观察到，当今世界回荡着谋求改革的声音，而改革尤其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模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拥有成功发展经验的大国，我国应该为经济全球化改革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从解决全球化负面效应来看，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模式，需要顾及社会基层的利益，需要让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延伸至更多的地区，需要让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民众。

　　过去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因此，既要继承经济全球化有益的一面，也要进行改革。

　　从根本上讲，应该摈弃新自由主义思维，树立起“包容性全球化”的旗帜。而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和精髓；“一带一路”将成为引领包容性全球化的一面旗帜。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请问“一带一路”将如何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刘卫东：“一带一路”建设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理解。

　　首先，应重视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维系社会公平和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依赖市场机制解决所有问题；其次，推崇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推广一条道路，即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探索适宜的发展道路；第三，强调国家之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这并非仅仅满足资本“信马由缰”的空间扩张需要，将让更多地区受益；第四，坚持“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第五，遵循“和而不同”的观念，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

　　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这就是包容性全球化。从历史趋势看，包容性全球化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的2．0版本，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或许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新的治理模式。

　　走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理解误区

　　中国经济时报：“一带一路”提出三年多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仍存在不同理解，甚至不乏一些偏颇之解，您很早就提出要走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误区，即使现在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

　　刘卫东：我去年年初提出社会对“一带一路”认识的误区，现在这些误区仍然存在，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带一路”不是国际贸易线路。“一带一路”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这让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线路。其突出表现是一些地区热衷于挖掘自己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曾有的地位，如起点、通道、节点等，以期确立自己在“一带一路”中的某种特殊地位。尽管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认识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借古谋今”的作用，但很显然这种理解是对“一带一路”使用“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误解。

　　“一带一路”不是单向“走出去”。尽管“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战略基础。正因如此，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误解，即“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走出去”。相应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出现了加速“走出去”的预期，一些企业形成了尽快“走出去”的愿望，个别地方甚至将“走出去”作为政绩来考虑。这是相当有风险的认识误区。

　　“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战略。“一带一路”的出现既有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是过去30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其中，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以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倾向于将“一带一路”解读为我国的地缘战略。这种认识与“一带一路”的根本理念相去甚远。

　　“一带一路”不是“线状”经济体。几乎每一个看到“一带一路”这个名词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去想像或追问“带”在哪里？“路”在哪里？这其实也是一个误解。尽管名词中包含了线状经济体的直接含义，但“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抽象性和隐喻性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借助“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打造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建设几条路那么简单。线状经济体仅仅是这个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具象的表征。

　　总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来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机制，既符合我国“走出去”的需要，也是让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需要，“一带一路”将开启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