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球，中国科研的整体形势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但存在的问题也必须要正视，否则再走下去纳税人对科研的质疑声会更大。”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原副院长詹文龙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

　　他表示，我国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不高，这跟缺乏经济性考量、不按科研规律办事都有关系。

　　到目前为止，很少看到某个产业是由我国自己提出的或者我国把某个产业发扬光大了。詹文龙认为，过去几十年，我们的科研还是以填补空白为主，什么都跟国外比，达到或赶超国外水平就很满足，这是目前中国科研存在的一种价值导向问题。

　　那么，科研应有的价值导向是什么呢？在詹文龙看来，能做得出来、用得上，还要有市场竞争力。尤其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研究，从开始做就要考虑经济性，并贯穿整个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新时代科研的发展，应该从填补空白转向自主可控。”詹文龙说。所谓自主可控，不是说国外有的技术我们全都要有，而是要布置更前瞻的科学问题，发展更高端的技术，控制关键技术来反制“卡脖子”，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最大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在科研投入上是好事，但往往在管理方面，一个政策、一个模式用到底，就未必合适了。

　　以申请项目为例，5年一次“赶班车”，把外国一些非常打动人但没做成的想法原封不动地提出来，开始调子唱得很高，后来却发现有些条件根本不具备，整个计划就冷在那里。

　　“现在很多科研人员是在为生存而奋斗，不是想着如何做学问、如何创新，想得更多的是怎么争取项目，敢说、敢吹牛，生怕‘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本来应该是相对有序的竞争，如今成了无序竞争。”詹文龙无奈地说。

　　他认为，按照科研规律来做的话，应该支持一些不错的概念先开展前期研究，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能够找到化解存在问题的有效方法，再给予更大的投入。“科研管理必须实事求是、心态平和地去做。”

　　遗憾的是，当下的科研管理饱受诟病。为什么管理者会像防贼一样防止科研人员犯错？“归根结底是科研诚信和制度设计问题。”詹文龙说。

　　科研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导致很多人光凭着大嗓门要项目，另一方面也导致科研缺失了原本应有的研讨和争辩。

　　“没有做到一定程度，我不会把自己的观点说得太明白，生怕被人偷走。”就像詹文龙说的一样，大部分科研人员都有这样的顾虑。

　　而在科研评价环节，大家都做得很“和谐”，敢说真话的人被边缘化的居多。“只有说好话的人，那最后的评价肯定是失真的，非常不利于科研的发展。”詹文龙直言。

　　他表示，科研诚信缺失后，再加上过度行政化，科研人员会越来越保守，谁都不敢冒风险，不敢大胆往前走，这样下去，科研的效益就不会高。